《喧囂過後,我們還剩下什麼?》

《喧囂過後,我們還剩下什麼?》

當新聞的標題不再天天佔據頭版,當大眾的集體恐懼漸漸被下一個社會熱點取代,最殘酷的時刻反而才真正開始。

熱潮退去後,門口曾經永無止境的排隊人潮消失了。原本每天吵雜、充滿喧鬧聲的小店,一下子安靜得能聽見製冰機運轉的嗡嗡聲。我們從每天開門就像打仗一樣的極致忙碌,驟然跌入了漫長而令人窒息的空轉。

坐在空蕩蕩的店裡,看著那些備好的物料、靜止的設備,心裡那股焦慮比被媒體圍剿時還要真實。

夥伴們開始假裝找事情做,有人一遍遍擦著早已乾淨的櫃檯,有人低頭刷著手機,空氣裡瀰漫著一種不說破的茫然與不安。大家都在等,等一個不知會不會來的客人,也在等一個不知道還有沒有未來的答案。

那段時間,我也無數次問自己:「如果這條路真的走到了盡頭,我該怎麼辦?如果我們就這樣認輸關門,是不是就代表我們承認了那些不實的指控?」

不甘心。真的太不甘心了。

那種不甘心,不是因為少賺了多少錢,而是因為我們明明懷著熱情把家鄉的飲食文化帶到這裡,最後卻被貼上了「有毒、低劣、危害健康」的標籤。

但在重新構造這個杯子之前,一個更直白、更赤裸的問題,重重地砸在我們面前:

「我們到底在賣些什麼給客人?我們自己,又真的清楚杯子裡裝的是什麼嗎?」

這個問題,我想了整整三年,也試了整整三年。

那三年,我像是苦行僧一樣,一步一腳印地努力想辦法活下來。我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薪資,把店裡所有的營收都留給門市支付各種固定開銷——薪水、房租、水電、物料。

為了養活自己,我跑出去接案當導遊,機場接送、接機包車,只要能賺錢的事我什麼都做。時常凌晨三點多我就要出門,開三個小時的車到機場接人,把客人送到飯店後再開三個小時車回店裡上班。常常到了店裡,我的全身都在因為極度的疲憊而微微發抖。

支撐著我的,依然是那股不甘心——我不甘心就這樣放棄,然後任由別人把這個污名硬生生扣在我們頭上。

在那三年裡,我停不下腳步,不停想辦法鼓勵身邊的同行。我時常自費跑到 B 城總部跟所有人討論策略、尋找解方、嘗試各種不同的轉型。雖然很多時候,大家其實只是圍坐在一起抽著悶煙,但整個團隊依然咬著牙,不願意輕易放棄。

然而,夢想與熱情是美好的,現實卻無比殘酷。

面對無力回天的大環境、堆積如山的過期庫存,各種無休止的吵架、互相推卸責任,甚至演變成法律訴訟。當初如日中天的團隊,在漫長的折磨中慢慢走向崩壞。一個看不到未來的產業,到底還有誰願意繼續無底線地投入?

期間大哥做出過許多不同的決策與嘗試,但都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看見效果。我想,商業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眼前巨大的困難或挑戰,而是「看不到盡頭的那條路」。如果有終點在,大家還能有個期盼;但一條沒有終點的路,就像在跑一場永遠不會結束的馬拉松,純粹只是對心靈與意志的折磨。

最後,連大哥也決定要放棄了。

我至今都記得很清楚,在 2015 年科隆食品展(Anuga)期間,大哥面容倦怠地對我說:

「我累了,股東決定把品牌收回來。你如果還想做下去,那就自己想辦法吧,不要再用我的牌子了。」

聽到大哥這麼說,我只能默默點了點頭,接受這個事實。

那一天,熱潮散盡、團隊離散、連品牌也沒了。

從那一刻起,這條路上,真的就只剩下我一個人,獨自被留在廢墟裡。